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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酸分子杂交

周航的前半生:拒绝失败意味着拒绝生活本身。

    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华夏基石e洞察(ID:chnstonewx),作者:周航从九十年代开始创业到现在,二十多年,可以说我生命中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创业。一个创业者从南到北的故事1994年,乘着时代的潮头,我和哥哥在广东一起创办了一家做专业音响的公司,后来它成长为天创数码集团(股票代码:400036)。在这个非常传统的行业,我做了近 10 年,算小有成绩,可这终究是一个很狭窄的行业,又偏居一隅。2003 年我的内心开始躁动,就想要新的突破。那时,我大概不到 30 岁,去了长江商学院学习。上学虽然没有解决选择难题,也不能消除焦虑,但能看到新的世界,也带给我一次很重要的人生实习机会。曾经在长江商学院任教的曾鸣教授去了阿里巴巴,随后就任雅虎中国 CEO,他就把我叫过去做兼职顾问。这一段经历对我非常有价值,就像开了一扇窗。过去我虽然知道互联网,知道阿里巴巴,知道雅虎,但只是从一个网络用户的角度,这一次真正从内部了解到一个互联网公司是怎么回事。人心就这样,被视野一点点撑大。作为一个传统行业的从业者,在深入接触互联网后,我有了很多很多的想法,我想过做移动支付,想过做电子阅读、移动洗车、基于通讯录的实名社交等等。任何事情,光想是不会有结论的,因为没压力。今天想得很兴奋,明天想不下去便不想了。那段时间,正如我在《创业家》的专栏里提到过的一个画面:在加拿大深秋的下午,我坐在院子里,盯着一片落叶,从它开始飘下来到真正落到地上,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,我就一直盯着。设想一下,这是一种多么无聊的心情。那一刻我告诉自己,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了,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表,不能再无限制地想下去,因为人不可能等到一件完美的事情出现再去做,更需要做出一个决定。于是我开始做减法,把不想做的、不能做的,一项项划掉,我要在想干、能干和可干之间选出一件有交集的事情。我想过很多事情,2007年我就想做移动支付,2009年想做电子阅读,2010年想做基于通讯录的社交……但什么是我能干的?对我来讲,我懂一点互联网,也懂一点传统行业的做法。什么是可做的?一定是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,且巨头不会介入的行业。想来想去,只有易到这件事情。 “车”虽然不是我最热爱的,但可能是适合我的。我与易到的上半场2010年我回到北京,5月易到成立。这一年,后来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,也是这一年,几乎在与易到成立的同期,优步于旧金山上线。彼时,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,所以易到是完全的原创。做一件从未出现过的事情,也许挺光荣的,但当时真的没几个人觉得这事儿靠谱。如果仅仅因为别人说不行,我就轻易动摇,可能就没办法创业了,我必须倾尽全力一试。创业,首先要解决“人”的问题。在一切都是0的时候,说服别人加入是个大难题,这时创业者只能从身边的人开始找起,我也一样。有商业规划书还不够,最难的是说服家属, 让家属知道我是一个靠谱的人。后来,我就让合伙人家属面试我。就这样,我的两个创始合伙人汤鹏和杨芸相继加入,再后来有了COO(首席运营官)、CFO(首席财务官)、CMO(市场总监),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团队加入,易到的“骨架”算是搭起来了。回过头来看,那时候别人对你的信任,都应该报以感恩之情。易到有了团队,有了App,一步步从0走到0.1、0.2……直到2011年8月易到拿到第一笔融资,有了第一次起步,我们在市场上做了全面推广。易到要做高端的专车服务,让商务人士随时随地能打到专车。我曾经描绘过一种理想情况,不管是在北京的CBD(中央商务区),还是在新疆,在西藏,只要用户叫车,易到就能做到接单。只是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不仅没有做到100%接单,易到的订单量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。那个时候,我甚至怀疑过做这件事情的靠谱性。2012年春节,我和好友连长(航班管家创始人王江)喝酒。我问他:“你说我做的这叫什么事儿?”他说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又问他:“要不换个方向试试?”他说:“那就试试呗。”那就试试吧!2012年痛定思痛后,易到调整了方向,重新起步,抛弃了早期的POS(销售点)机,采用App绑定信用卡,从时间计费改为时间/路程计费直接面向C端。这次变革让易到形成了完整的交易闭环。不久,易到又有了第二次突破:2013年,战略投资方携程入股易到。所以,从2012年到2013年年底,易到过了一段好日子,有了稳定的获客来源,还一直保持着80%的市场份额。《创业维艰》的作者本·霍洛维茨曾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他的创业时光:“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,只有3天是顺境,剩下的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。”好日子不长,行业就出现了新的变局,DD和KD相继从打车业务切入。即便这样,我们依然认为自己把握得最准,觉得网约车是一个小众市场,易到提供的就应该是一个高品质、差异化的服务,而且在中国挑战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体系是不可行的,所以一直以来易到做打车业务是三上三下。2014年,移动支付把打车当作前沿阵地,巨头的加入让打车市场迅猛加速。即便这样,公司C轮融资的时候,我们本有机会拿到非上市融资里面最大的钱,但我们没要。没过几个月,那笔钱就到了竞争对手手中,这导致易到在之后的补贴大战中过得很悲惨。一年后, O2O(线上到线下)行业迎来史无前例的补贴大战,早期我们的做法是决不参战。那时候,我们不喜抄袭,不好价格战,对手做我们就不做,觉得政策不会允许这样打下去,结果教训很惨痛。完美的轮子,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。竞争对手巨额补贴背后的窟窿,不仅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,还收获了大量用户和庞大数据。等到加入后,易到已经缺失了一大块市场份额,而资本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打下去,彼时已经跌落到DD之后。回过头来看,在互联网的世界里,差异化服务、会员体系、强有力的资源,这些都不如流量和价格战。仗已经打不下去了,那会儿我还带着团队坐火车去了延安,寻找精神的力量。但精神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物质。在这场200亿的烧钱大战中,形势急转直下,这才有了LS与易到的结盟。2015年10月起,LS启动了对易到的并购式投资。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, 一方面觉得公司终于有救了;另一方面,作为创始人,签字交割的那一刻,心里知道公司从此不是自己的,但还需要继续为它的前途和命运担心,继续守护着它。有很多人都问过我,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选择LS?放在那个节点上,我没的选。但当时的我一定是做了我认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只是回望过去,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。某种程度上,LS的入局确实让易到有了一丝喘息之机。2016年,在很激进的方式下,易到得到了阶段性的改善,但是也埋下了一颗毒瘤,以至于这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备受舆论关注的事情。其实,并购没多久,LS团队就入主易到,对易到董事会和管理团队进行了相应改组,公司控制权逐步落入他人之手,我和原始合伙人相继退出管理层。后来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易到受到牵连,再之后,我和合伙人正式辞职离开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《一个创始人眼里的〈师父〉》。这两段从南到北的创业经历,就像电影《师父》中南派宗师陈识想要立足天津开武馆,在各种规矩和复杂情势面前,他也许认为时不我待,也许急于求成,但在离开北方的火车上,他依然怀抱着希望。于我自己而言,从传统行业到互联网创业,有别人口中少年得志的时刻,也有行业开拓者的标签;有安然挺过竞争的时刻,也有竞争对手从小蚂蚁长成大象让自己无法喘息的时刻……总之,不管是民企野蛮生长的灰色时期,还是残酷的互联网创业屡屡打破规矩之时,创业的20多年,我都经历过,因此认为自己创业经验还算丰富。但是,易到这一段让我严重受挫,我产生了极大的自我怀疑,甚至认为自己很失败,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,什么也没做好,尤其是以前觉得自己至少在战略方面还是不错的,可是易到的经历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战略能力是不是最差的。也许易到这件事让我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,实际上内伤特别严重。那种失败和过度否定自我的情绪始终笼罩着我,这促使我停下来,想好好地想一想创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领导力是怎么一回事儿……突然有一天我开悟了,觉得自己接受了失败,我一下明白,要想重新创业,首先要从学习失败开始。我既不满足于自己过往创业经验中的认知,也不迷信权威,不是赶紧找书看创业到底是怎么回事,而是从自我的经历中进行了一个很深度的向内的自我反思,试图走出20多年创业认知的局限,然后形成自我的充分思考,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起源。我们如此恐惧失败重新理解创业,首先是从如何理解失败开始。还记得湖畔大学创办时,他们找我沟通,说湖畔大学专门研究失败,这句话非常打动我。我一直认为,成功其实没什么好学习的,因为成功者所具备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这一切都难以复制。相反,我隐隐约约觉得,学习失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,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学习失败,怎么学习失败,从中学习什么?对此我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,即便在湖畔学习的这几年,我们也从来没有完全真正系统地学习失败。中国人总是忌讳谈论生死,一说起死亡就避而不谈,觉得晦气。同样,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的失败,也一样避而不谈,大家认为只有loser(失败者)才会天天把失败挂在嘴边,大多数人只会谈论成功,学习如何才能成功或者更成功。在中国,就是这样一种成功动机过剩的氛围,我们特别崇尚和追捧成功,追随一切当下最红的公司、模式、热词,我们的眼中只会聚焦那些成功者。和成功的待遇截然不同,这个社会又如此厌恶失败、鄙视失败。我们耻于谈论失败,甚至会讥讽一切失败的现象、失败的人。我们经常冷眼看着一家面临崩盘的公司走向灭亡,然后说:“我早就知道如此,你看,应验了吧?”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楼塌了,大家对待失败大抵都是这般吃瓜群众的心态。我们如此鄙视失败,却唯成功马首是瞻,追随到底。成功者走在前面,证明了自己的模式和方向是对的。于是一些人开始抄袭他们的商业模式,模仿他们演讲的风格,甚至开始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,幻想着做同样的事情也能成功。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们可以想一下这种“唯成功至上、厌恶失败”的环境最后让我们变得怎么样了。它让我们放弃了独立思考,放弃了真正的创新和探索,只敢去追求成绩,没多少人敢尝试,成功了还好,一旦失败就会被别人看不起,然后就陷入自我否定、内心无比焦虑的状态。我们不妨跳出这个环境,换个角度重新思考,从中你会发现美国创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失败的宽容。而且这种宽容,不仅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创新,反而鼓励了创业者尝试和冒险,极大激发了创新。中美对待失败的差异我在中国创业二十多年,也去过美国很多次。近十年来,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从经济总量上来计算,已经快速接近美国,在不远的将来甚至会将其超越。这两个国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不是经济上先进和落后的差异,不是开放和混沌的差异,而是中美创业创新文化上的差异,这种差异最核心的表现是对待失败的态度。没有人会乐于失败,但是我们会看到,在美国人们会以平常心态谈论和面对失败。埃隆·马斯克固然把创业形容为“一边嚼着碎玻璃一边凝视深渊”的残酷过程,因为确实需要付出极大代价,然而,在三次发射火箭失败之后,他仍然获得了第四次发射的机会。这一次,他成功了。也许大家是因为他成功了,才对他前三次的失败正眼相看,但很多时候,失败就是一种常态。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《醉乡民谣》,记录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谣浪潮中的一位民谣歌手。导演科恩兄弟没有刻意地讲述一个励志的故事,就是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在“折磨”主人公,总是让他经历“演出—收工—挨揍”的循环场景。主人公身边围绕着各种在他眼中低俗得不可理喻的表演者,却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,但是他自己因为性格上的不谙世事和艺术上的不肯妥协,最终也没有出名。可是他放弃了那样的追逐,坚持做自己心中的艺术,因为那是真实存在的。即便他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,导演还是给出了这样的关怀:“你是谁不重要,重要的是,你是浪潮的一分子。”因为在民谣浪潮中,他的存在必不可少。我们再去看历史好了。在硅谷博物馆大厅的某个角落,摆着一台硕大的机器。因为外形古旧,甚至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用的。看机器旁边当年的广告画和简介说明才知道,这台像商用复印机那么大的机器,竟然是最早的家用计算机,放在厨房里,供家庭主妇们记录菜谱之用。可想而知,这么不实用的家伙的确很难风靡,很快便销声匿迹。再拐一个弯,就看到施乐实验室开发的家用电脑,也是因为成本过高,功能过于简单,失败了。再拐两个弯,是第一代上市售卖的苹果电脑。在乔布斯手里,它开启了一个时代。我们看到在大厅里展示的许多硬件和机器,在当年根本就不是什么成功的发明,更不用说赚大钱了,但就是这些发明,打开了一扇窗,启发了后人的智慧和热情。这中间,你不过拐了两个弯,将近20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,而前人“失败”的点子终于在后人手中“成功”。硅谷的商业文明正是在这一代代人的努力探索中向前。而现在,我们又开始谈论,苹果公司是否已经丧失了创新的活力,那下一个数字英雄会是谁?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。回溯科技史,我们发现推动行业发展的产品,并不全部都是成功的,失败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。正是那些失败的产品成为革新的养料——失败的尝试也是历史中群星闪耀的时刻。这样一看,所谓的失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,这是失败对于我们全社会的价值。如果一个社会还在耻于谈论失败、害怕失败、排斥失败,只崇尚成功的话,我们不太可能有探索意义上的创新。所以,如果你希望这是一个创新的国度,一个创新的社会,那么我们必然需要重新定义失败,重新理解失败。失败是一种宿命有很多人问,学习失败,是为了避免失败吗?我觉得恰恰不是。创业就像跳高比赛,如果以探索和挑战为终极目标,那么失败就是一种必然的宿命。当你知道失败是创业的宿命的时候,就会全然地接受失败,才会有一个要从失败中去学习的心态。你可以成功地攀上一个高峰,让所有人为你欢呼;你也可以就此谢幕,自此离场——但如果你想不断攀越更高的山峰,跨过人生的极限,从终极意义上讲,你的宿命就是失败。在20多岁第一次创业的时候,我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。当时我聊以自慰地说:“这太好了!在年轻的时候,付出这么小的代价,能犯这么多的错误,学到这么多的东西,以后我就可以避免犯这些错误了。”可是在后来不断创业的过程中,我还是不断在犯错,有新的错误,也有老的错误。后来我才发现,错误和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们学习失败的真正目的在于,面对它,接受它,解决它,放下它,然后从中成长,让自己以后生活得更好。于是我总结,学习失败的真正意义在于,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失败、接受失败、解决失败、放下失败,而不是避免失败,因为任何人都避免不了。失败几乎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拒绝失败,就是拒绝生命本身。这也是失败对我个人的意义所在。那么,到底什么是失败?我问过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,在你过去的生涯里,有没有什么失败的时刻或者失败的感觉?我发现每个人或者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“至暗时刻”,奇怪的是当我们在谈论一家已经消亡的公司时,会认为它是一家失败的公司,会像智者一样去点评,大说特说它曾经犯过怎样怎样的错误。但是,假如回到10年前,回到它所处的那个辉煌的时代,我们还会想到它的失败吗?好像很难。最近一次,我又跟朋友们一起讨论失败这件事。某个手机公司,它推出了一个低端系列,被认为是一个败笔,因为这个系列极大地伤害了品牌本身。但反过来想,如果不做低端系列,它会有这么大的用户量吗?它的商业模式能成立吗?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,也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失败,更没有绝对的强大和脆弱——无论从得失的角度还是时间的维度,都是如此。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里,开篇就借渡边之口讲,死不是生之对立,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我想,失败和死亡一样,失败也不是成功之对立,而是生命的一部分,失败甚至是成功的一部分。人性中对死亡就是恐惧的,尤其是权力集中的统治者,所以才经常会有长命百岁的妄念,可我们知道生命的常态是死亡,所谓的生不过是瞬间。某种程度上期待长生不老是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,结果是既没有享受当下,也失去了未来。我们对于生命和失败恰恰需要怀有敬畏之心,要意识到,失败是一种常态,没有企业可以长命百岁,企业的终极宿命跟人的生命一样,会经历出生、成长、青壮年的强壮、中年的瓶颈、衰老直至死亡,关键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。世事无绝对,成功无绝对,失败无绝对,活法无绝对。这个时代,我们尤其应该重新理解失败,重新定义失败,重新谈论失败,把失败当作重启我们生命观的引子。倘若把这件事情解决,哪怕只是部分解决,都是我们这些创业者对社会莫大的贡献,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角色,我们的重新理解,如一种陪伴,对正在创业的你有所帮助。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华夏基石e洞察(ID:chnstonewx),作者:周航

    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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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“原始部落”的千年跨越

    新华社昆明12月26日电 题:一个“原始部落”的千年跨越  新华社记者周亮、王长山、庞明广“在寒冷的季节里,愿你被温暖以待”——每当看到朋友圈里的这条祝福,记者不禁会联想到生活在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广州物流网_虹鳟鱼养殖网聪人。  这是一个曾被世界遗忘的部落。60多年前,他们在深山老林过着“野人”般的生活,直到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找到他们。  这是一个所谓的“最后的原始部落”。它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,在60年间实现了从茹毛饮血到融入现代生活的惊人一跃。  “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!”“一个都不能少!”今天的苦聪人,正紧跟着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前进。  出山记  峰峦起伏,云雾缭绕。站在自家二楼客厅窗前,80岁的苦聪人李窝则陷入沉思。  远山是他曾经的“家”。他的祖先作为古时氐羌的一支,从西北迁徙到哀牢山,已逾千年。  “那些草窝棚早就烂掉了吧?”老人喃喃地说。  他的祖辈从没离开过山林。苦聪人的生活,正如歌谣所传唱的那样:“树叶做衣裳,兽肉野草当食粮,芭蕉叶是苦聪人的屋顶,麂子的脚印是苦聪人的大路……”  “山上冷啊!”李窝则说,“我父亲有一套破衣服,那是他用猎物和山下的傣族人换来的。”  哀牢山确实寒冷。就算在盛夏时节,记者大白天爬上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千家寨,还是被山风吹得浑身寒彻。苦聪人身上的兽皮、芭蕉叶,怎能抵挡夜晚和冬季的酷寒?用树枝和芭蕉叶搭起的窝棚,又怎能抗住四面透风?  李窝则青少年时代的记忆,除了寒冷,还有饥饿,而且越饿越觉得冷。山林里的苦聪人一到下雨,一家人就要担心火堆被浇灭;族里有人生了孩子,只能把芭蕉叶烤烤,赶紧把婴儿裹起来。苦聪人也能在山坡上种点玉米,但刀耕火种,“种一山坡,收一箩箩”。  漂泊不定、啼饥号寒。历经千年的遁迹山林,让苦聪人害怕与山外接触,成了神秘的“野人”。  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苦聪人。当得知山上还有人生活时,一支支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开始进山寻找。1959年,新华社记者黄昌禄的长篇通讯《苦聪人有了太阳》,真实记录了当年寻访的艰难。“进林的第四天,忽然看见一个头发披到肩上、脸孔黝黑的人,身上挂了几条烂布筋筋。他们欢喜地大叫起来:"老乡,老乡!"哪晓得这人听见喊声,掉头拼命就跑……”  工作队每次进山,都带上衣服、盐巴和粮食。几经努力、几番接触,苦聪人感受到工作队与土匪、土司不同,戒备心慢慢放松了。“他们每次来,都和我们同吃同住,还给我发烟。”李窝则说。  在工作队的耐心劝说下,苦聪人陆续搬出老林。  从“野人”变身“主人”,苦聪人的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。当地政府举行重大活动时,苦聪人代表受邀站上了主席台。苦聪大寨的村干部庙初沙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。  今年67岁的庙正昌,是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者米乡顶青村委会地棚村小组的村民。他至今珍藏着父亲庙初沙当年去北京、东北等地参观学习的照片。“父亲回来后,兴奋了很长时间。他召集苦聪人开会,激动地说"我们也要社会主义!"  金平县志记载:至1963年,共3739名苦聪人搬出山林。政府发给他们耕牛、铁农具、铁锅、餐具、种子、口粮。工作队员手把手教他们生产、生活技能,哈尼族、傣族群众帮助他们建房盖屋,同时让出部分水田。  “谁愿意一辈子住在深山老林?苦聪人世世代代受苦,直到共产党来了,我们才算见到了太阳!”李窝则说。  黄昌禄动情地写道:“为了找寻一个被旧时代遗弃了的人口很少很少的兄弟民族,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先后花了五年时间,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……”  苦聪人目前有3万多人,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北至镇沅县、南到金平县等地的哀牢山区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他们被认定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。  定居记  “干!干!”苦聪汉子李发财举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  看着新建的两层楼房,李发财略有醉意,也难抑得意。他向前来贺喜的族人一一敬酒。  这几年,李发财种了几十亩橡胶,还和妻子外出打工。有了钱后,在政府投入近7万元建起的安居房上,加盖了第二层。  1992年,他家刚从金平县苦聪大寨搬到地棚村小组时,住的是茅草房,现在终于住进楼房。夫妻二人都有智能手机,出门办事骑上了摩托车。虽然已经49岁,但前几天,他特意把头发染成淡棕色,为显时髦。  “以后不搬家了!”李发财对记者说。  地棚村小组坐落在树林茂密的山坡上,顺着硬化水泥路,一排排二层小楼整齐排开,村里还修了小广场、篮球场。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、冰箱等电器,有的村民还买了轿车。像李发财一样,56户苦聪人都是搬迁来的。  从沿袭千年的游猎生活到定居,这个转变苦聪人用了二三十年。  出山后,因不习惯山下的气候和生活习惯,苦聪人曾几度重回老林。政府又一次次派人进山劝导,并为他们重新定居提供支持、发展产业,才慢慢把他们稳住。  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云的曾祖父能开硬弩,在苦聪人中甚有威望。“虽然1957年我曾祖父就带着大家定居半山腰,但气候燥热,不少人得了病,他只好带着族人回归老林。”李云说,后来经工作组三番五次做工作,老人才勉强答应搬到通风条件更好、气候稍微温凉的地方。  学会种植养殖更是一大挑战。政府动员河坝地区的哈尼族、傣族群众把土地分给苦聪兄弟;不会种粮,甚至没见过耕牛,傣族同胞就来教他们耕田插秧。  苦聪人还要学习现代生活,比如洗脸刷牙、洗衣叠被、使用厕所等。20世纪90年代,曾在金平县者米乡担任苦聪人帮扶工作队队长的杨志华有项任务,就是说服苦聪人家修厕所。“当时是旱厕,现在许多人家都用上冲水厕所了。”杨志华说。  贫困有时就像衣服上的顽渍,很难涤除——苦聪人虽然走出森林,但直到20世纪末,许多人仍住着茅草房、杈杈房,贫困面广,贫困程度深。  改革开放激活全中国,为国家扶贫攻坚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,苦聪人迎来了命运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。  党中央始终牵挂着苦聪山寨,帮扶地区一直情系民族同胞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脱贫攻坚战在哀牢山深处打响。各级各方纷纷出巨资解决苦聪人吃饭难、上学难、行路难、住房难、饮水难、看病难等问题,推进产业开发扶贫。  芭蕉摇曳、鸡犬相闻。镇沅县城郊的山坳间,一个苦聪新寨透过一丛丛婀娜的金竹林映入眼帘。  这个名为复兴村的寨子,是国家投入1200万元兴建的。今年47岁的王应,2006年和苦聪乡亲一起,从几个老寨搬迁到这个海拔较低、土地肥沃的新家园,一共200户。  “那天,我们是空手来的。”王应说,政府给每户分了带院子的砖瓦房,1.5亩耕地和4亩林地,还准备好了棉被、衣柜、米、油等生活用品。  王应开始种水稻,自己解决温饱,后来改种果树。夫妻二人还学会了手艺,王应平时帮人盖房子,并兼任山林管护员,媳妇在县城当厨师,很快实现了稳定脱贫。“我们村除了1马云路演_翠竹对什么网户缺少劳动力的,其他都脱贫了。”  前几年,党中央吹响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,在哀牢山激起阵阵回响。一个个新寨陆续投用,一个个产业接连投产,一个个苦聪人不再苦等苦熬……  今日苦聪山寨,基本用上了沼气和电灶,竖起了路灯;通了4G信号,普及了智能手机;住上了砖混楼房,种起了香蕉、澳洲坚果,养起了牛羊……  金平县地棚村的广场上,一幅墙画令记者印象深刻——一半是身披兽皮的苦聪人,在原始森林里钻木取火、采集狩猎,另一半是衣着光鲜的苦聪人,骑着摩托车、开着小轿车行驶在宽阔的马路上。  镇沅县居住着约1.5万名苦聪人。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有望近期脱贫摘帽,这里的苦聪人也将彻底告别绝对贫困!  兴商记  天刚泛白,金平县者米乡金竹寨村村民李明勒就背上背篓,和姐妹们说说笑笑,一同到乡上赶集。  “快来看看啊!山里的芭蕉花、草果、芋头,纯生态食品……”已经60岁了,李明勒的嗓音仍然清脆。  说起叫卖,对苦聪人来说,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 当年,苦聪人想把猎获的野兽背到山窝_淘宝改版网山下坝区交换,方式是把物品放在路边,而自己躲进树丛,等着村里人拿食盐、铁器、旧衣服来换,多少不论。等人家走远后,苦聪人才敢现身。“我们苦聪人胆小着哩。”李明勒笑道。  苦聪人过去缺少商品概念,学会做买卖不过十几、二十几年的事。  “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们还习惯以物易物。”镇沅县九甲镇和平村麦子山小组的孙少荣说,当时苦聪人去镇上赶集,都是背着玉米去换酒,或者拿个鸡蛋换一场录像看。  “苦聪人过去谁家有吃的,大家都有份,财产观念不牢固,也影响了生产积极性。”当时的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队队长胡忠文说。  哀牢山再高,挡伊朗 美国_有关莲的诗网射雕英雄传在线观看_幸福在哪里作文网住改革开放的春风。现如今,苦聪人当街卖特产、开超市、上网卖货、到外地打工、刷微信用支付宝等已成寻常。  胡忠文经常深入苦聪村寨。他介绍说,20世纪末,他看到苦聪同胞的目光是呆滞的、无奈的,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  如今,一些头脑灵活的苦聪人勇闯商海,有些人当上了“老总”。40出头的熊开明,十几年前搬迁到复兴村,当时全家四口只带来两口锅,仅仅两年后,他家就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小超市。后来他把地租了出去,办起了电子商务服务站。政府为他家拉了网线,安装了电脑,他妻子专门到县城参加了政府免费网购培训班。  “现在村民都来我家网购。”熊开明说,“下一步,我要把山里的土鸡、土猪卖到全国去。”  他还是昆明一家饲料公司在镇沅县的销售总代理,管着30多个销售点。“每个月都要开车去昆明开会,忙得很!”  还有人把茶叶生意做到了国外。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村民李永春带领村里200多户茶农成立了茶叶合作社,今年销售收入已有300多万元。他对茶园进行了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认证,经常到全国各地跑展会、找销路。现在,合作社的普洱茶卖到了上海、福建、重庆等地,红茶远销俄罗斯。  巍巍哀牢山,无数个像熊开明、李永春这样的苦聪人开始自主掌控命运,用勤劳和智慧开创与祖辈迥异的生活。  追梦记  王生云有一双塑料凉鞋,一直舍不得扔。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双鞋子,从初中到大学一直用。  今年7月,他从北大毕业,拿到了博士学位,是镇沅苦聪人中的第一位北大学生,也是他们村里第一位博士。  而仅仅60多年前,苦聪人还在结绳记事。在镇沅县者东镇木厂村,老人们至今连什么是大学都搞不清楚。王生云能有出息很不容易,他决定回云南工作,帮助更多苦聪人实现梦想。  “以前苦聪人很自卑,见到生人连招呼都不敢打。现在年轻一代开放了,知道要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。”王生云说。  云南省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,重点开展了“直过民族”能力素质提升工程,帮助苦聪人等人口较少民族培养出更多的大学生、干部等。  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。云南省逐步在人口较少民族和“直过民族”聚居区实行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的14年免费教育。同时,各级政府通过设立双语幼儿园、民中央经济会议_皇冠体育比分网族学校、民族班等措施,加快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。  镇沅县者东镇党委书记刀忠福说,现在条件好多了,上学不花钱还有营养餐补助。“过去每到开学季,老师上门去动员苦聪家长让孩子上学,现在者东镇没有一个苦聪孩子辍学。”  地棚村的庙文学自己只有小学文化,但走进他家堂屋,一整面墙上挂满了女儿得的奖状。今年,他女儿考上了云南德宏的一所高校。庙文学为此决定放弃加盖一层新房的计划。“孩子想读书,我们就供到底!”  前不久,在中山大学读大一的李瑞华写了封家信:“得知咱镇沅县很快要脱贫摘帽了,心里十分激动。近十年来,家乡变化多大啊!我7岁那年村里通了电,10岁时家里有了电视机……考上大学后县民政局为我办了助学贷款……真想不到我的命运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。”  在镇沅县复兴村,政府投资建起了拉祜族(苦聪人)历史文化博物馆;县城的广场上,每当夜幕降临,都有苦聪人与兄弟民族群众一起跳起欢快的舞步。(完)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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